各位尊敬的老师，各位亲爱的同学：

下午好！我是历史系博士生王力尧天。首先请允许我代表人文学院全体在校研究生，欢迎各位新同学来到清华园，在这里开启一段新的学术旅程。

记得三年前我硕士入学之时，大家突然重新提起韦伯百年前的警句——“学术生活就是一场疯狂的赌博”——并心有戚戚，竟使之成了流行语，一时随处可见。彼时我尚盼窥测学术之门径，对此当然没有什么痛切的体会，只是不免多了几分对前途的紧张。今日再次来到这里，站在新征程的起点，我想大家心中也有相同的疑问：在这个飞速变化的世界里，人文研究应当回应何种问题，又当贡献何种价值？

过去数年间，我们见证了新技术的高歌猛进。互联网的普及和智能移动终端的功能集成彻底革新了人们的认识方式，也改变了人文研究的技术逻辑——这已成为老生常谈，而时下风头无两的AI技术挑战着传统的知识生产机制，“去中心化”的信息网络则冲击着既有的社会行动模式。新技术的应用和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动使我们身处一个更加不确定的世界，也迫使我们一次次检视自己的知识和观念，重思人文研究的意义与旨归。这让我想起托尔金教授讲过的一个故事：一个人继承了一片土地，地上堆着很多古老的石头，它们曾是某个古老厅堂的一部分。他用这些石头建造了一座房屋，又筑起了一座塔。但他的朋友们前来，费力将塔推倒，以便寻找隐藏于其间的雕刻和铭文，追溯这些石料的来源，或是发掘地下埋藏的矿产。他们都说，“这塔再有趣不过了”，私下却抱怨此人不知轻重，居然造了一座荒谬的塔。但从那座塔顶，那人曾经可以眺望大海。托尔金用诗意的语言号召大家重建那座高塔。人文研究并非发思古之幽情，而是要观察和把握社会的运动规律，并从其种种实践中寻求教益。

不同于理工科的对象性研究，人文研究的反身性要求我们始终将目光聚焦于社会和人本身，将自我与当下纳入视野。“百年清华，人文日新”，过去一百年间清华人文学科的发展历程，正是力图回应其各自时代命题的探索历程。百年以前，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清华研究院国学门诸公上下求索，一方面整理国故，一方面引介新知，试图在中学与西学、旧学与新学的激荡中寻得一条出路，诚如校歌所言：“东西文化，荟萃一堂，”“新旧合冶，殊途同归，”“孰绍介是，吾校之功。”89年前，时为清华中文系学生的蒋南翔校长愤于时变，喊出“华北之大，已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参与领导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为全民族抗战之先声，其爱国精神早已融入清华的文化血脉。抗战期间清华西迁，三百余名联大师生组成“湘黔滇旅行团”，徒步三千五百余里，读书行路，见识满目疮痍的河山。闻一多先生在路途上告诫诸同学，过往学生与学者，往往对于中国社会及人民生活知道很少，而今国难当头，应该认识祖国了。西南一行，他带领同学们深入田间地头调查采风，目睹劳动人民的艰辛与坚韧，坚定了抗战必胜的决心。百年来，清华学人始终将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作为思考治学的根本，虽世殊事异，其致一也。

坐而论道，不若作而行之。“行胜于言”的实践品格自建校之初就凝结为清华的校风。梁启超先生高声疾呼中华民族，大笔如椽，唤起亿万民众投身救亡图存之事业。闻一多先生始终怀着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民的深切的爱，饱含怒火与激情，为爱国民主事业燃烧了生命。蒋南翔校长在学时即投身革命，为党的青年工作和教育工作呕心沥血，也塑造了今日之清华的品格。百年以下，当我们漫步在校园中，仍能见到诸位清华先贤留下的遗迹，而无形中传承至今的，则是他们的精神品格与治学风范。记得有一次我对学业发展感到迷茫，求教于一位师长，其教诲之言犹在耳畔：走出书斋，在实际的工作中发现社会关切，再带着这样的问题意识转回学术的视野，如此方能做出有价值的研究。

50余年前，面对激烈的社会运动和技术革新，英国人类学家埃德蒙·利奇曾以《失控的世界…？》为题发表演讲，论述人类学在社会变革中的责任和作用。在今日，这一论断也并未失效，诚如吉登斯的评论：利奇在“失控的世界”这一标题后打了个问号，但现在已经不需要问号了，因为“这个短语道出了生活在快速变革时代的许多人的心声”。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下，我们必须走入田野，在实践中把握时代的脉搏，将文章书写在祖国大地上。这是当代青年人的使命，也是当代青年人的责任。

在百年前那场著名的演说中，韦伯哀叹学术生活的不确定性，但他也同时指出，科学研究的成果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它们“值得知道”，并将我们引向理智的清明。正如恩格斯对马克思的追忆：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它的实际作用也许还根本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思想与实践之路从来不是坦途，注定充满挫折和苦痛，唯当认定方向，一往无前。待谈笑回首时，轻舟已过万重山。

最后，预祝大家在清华园度过一段有追求、有旨趣、有进益的时光。

谢谢大家！